1970年3月18日，柬埔寨发生政变。我使馆不承认政变后的政权，迅速撤回国内。我从柬埔寨回国后的第二天，就接到通知，要我到中南海西花厅，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会议。到会的有姬鹏飞、乔冠华、韩念龙三位副外长和亚洲司司长曹克强等，还有我们使馆的二秘孙浩、张龙宝等。会议首先由我汇报撤馆情况和对柬形势的估计，然后展开讨论，最后由周总理作了总结发言。他肯定柬埔寨“三·一八”政变是美国人操纵得手的，大家一致认同。
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听到政变的消息，决心要报仇雪恨。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几个小时航程中，他初步筹划了抵抗运动的蓝图，并与宾努亲王及其他随行人员进行了研究，决定号召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不计前嫌，同仇敌忾，投入到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斗中。西哈努克亲王在飞机上激情振奋，挥笔疾书，起草了《告高棉同胞书》。
一到北京机场，见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和四十一个国家的外交使节，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自己肯定会得到中国的支持。在和周总理同车进城时，他将自己的构想和盘托出。总理当即表示：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，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。
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到达中国的那一天起，就由韩念龙副外长领导了一个由曹克强、韩叙等和有关部门组成的强有力的班子，负责接待工作。我们驻柬使馆人员回国后，就受命把柬办的工作接收过来。我的职务对外仍是驻柬大使，对内则是柬办领导小组组长。
当时，柬埔寨贵宾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，柬办设在7号楼。
为了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长期斗争，中央决定将东交民巷15号院改建成西哈努克亲王的元首府。
为了配合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，我国政府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，不断向世界介绍亲王的活动，为他树立抗美救国领袖的形象。频频出现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，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“明星”。
1971年初春，亲王夫妇在叶帅陪同下，先后参观访问了五个城市。到达上海那天，张春桥、王洪文等组织几十万人夹道欢迎。由于街道狭窄，迎宾车队无法顺利通过人山人海，急得王洪文大骂陈阿大：“明天要再出现这种情况，我毙了你！”
下午，亲王夫妇等下榻锦江饭店，晚上出席了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宴会。宴会的菜肴异常丰盛，有用银光闪闪的容器盛着的鱼翅汤、法国式蜗牛等等。宴会上，由张春桥致欢迎词，可他由于喝酒过量，早已身不由己，勉强走到麦克风前，醉醉醺醺、结结巴巴的，几乎连稿子都念不下去，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。事后，他却把责任都推到饭店负责人身上，骂人家“把宾馆暖气烧得太热了，把我热昏了头”，甚至给扣上了“反革命行为”的吓人帽子。
虽然大的活动组织得还算顺利，但小问题还时有发生。在亲王夫妇到沪第二天的晚宴上，服务员竟将一条张着嘴大口喘气的鱼摆上了餐桌。原来，这条鱼是厨师用布包着头尾在油锅里炸的，送上餐桌时鱼还会动。西哈努克一看十分紧张，连声“别，别，请撤走”。亲王信奉小乘教，按照这种佛教的教规，虽然可以出家后还俗，可以娶妻生子，也可以吃荤，但绝对不能“杀生”。
上海访问结束后，亲王一行又在苏州驻足半日，25日下午到达无锡，次日游览了太湖，27日前往南京。
专列预定在下午3点30分到达。由于一路无阻，列车有些抢点。在差几分就到点、差几步就到站时，列车突然停了下来——站外停车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事后，负责打前站的张龙宝告诉我，许世友将军早已安排妥当，南京全城几十万人夹道欢迎，车站上万人迎接。张龙宝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车站，3点15分时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军领导以及有关方面人士基本上都到齐了，只是关键人物——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省委第一书记、省革委主任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没到。差十分钟，还没到；差五分钟，还没到。真急死人了！怎么办？赶紧通知专列站外停车。但列车刚停，许司令就乘着吉普车，风尘仆仆地准点到来。只见他身着绿军装，风纪扣严严地扣死；头戴绿军帽，戴得端端正正；足登布条编织的草鞋，也还算是齐整。美中不足的是裤子和鞋上沾满泥土，一看便知许司令这是刚刚打猎归来。于是赶紧通知专列进站。当列车徐徐停稳时，时钟正指3点30分。
亲王一行走下专列，许世友迎上前去，同亲王用力握手、亲切拥抱。尽管许司令的鞋面、裤脚不十分清洁，但酷爱洁净的西哈努克并未介意。原来在离京前周总理就向亲王介绍过许司令。对这位身经百战、忠勇双全的将军，亲王早生敬慕之情了。
在欢迎、检阅结束以后，贵宾们稍事休息，便来到欢迎宴会厅。主宾席上，亲王夫妇和叶帅、许世友夫妇频频举杯。我们按总理指示，为避免亲王喝醉，对服务员早有交待，将茅台酒瓶中灌上白开水封好，专给亲王使用。十几巡敬酒过去以后，亲王被许司令的豪爽深深打动，不由得吐出了真情。他满怀歉意地站起来，对许司令说：“将军阁下，真对不起！我不知谁给我倒的都是水。”许世友当即答道：“亲王不知不为过，我们接着喝！”他的劝酒词接连涌出：“来，为打倒美帝干一杯！”“为打倒朗诺干一杯！”“为中柬友谊干一杯！”“为亲王夫妇的健康干一杯！”……
摘自《百年潮》杂志
